见到张月姣教授乌拉圭迎战克罗地亚，胜负难料，是在对外经贸大学乌拉圭迎战克罗地亚，胜负难料的一次讲座上。

　　她的身份是世贸组织（WTO）上诉机构前主席、大法官，听众则是国内众多外贸领域专业人士。

　　过了中午12点，讲座才结束。我们在餐厅坐等半个多小时，张月姣还没出现。主办方说，张老师被围在讲座现场，他半岛体育们马上派人去解围。又等了20分钟，和她同时出现的，还有两位陌生的女士。

　　一问，原来是跟来的听众，好客的主人邀三位一同入席。吃饭时，两位女士拿出一叠文本，请求指点。张月姣停箸不食，戴上老花镜认真解答。

　　饭后，按约定是我专访张月姣。我说：“您累了半天，是否先休息一下？”张月姣想了想说：“好，那乌拉圭迎战克罗地亚，胜负难料你等我半小时。”才过了10分钟，她便开门请我进去，说歇好了。

　　我订的是当晚7点半的航班返沪，时间应该足够。结果我们一直聊到5点三刻，然后一路飞车直奔机场，但还是晚了10分钟。

　　那晚，我就在首都机场的小宾馆将就了一夜。

　　73岁的张月姣教授是当今国际贸易法的权威专家，也是第一位担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中国人。因为精力过人、办案公正，被WTO同事称为“铁女人”。

　　在WTO这9年，张月姣如何近距离观察这个“经济联合国”，怎样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纠纷，如何扮演“WTO大法官”这个有点神秘的角色？

张月姣在WTO总部作告别演讲时留影

　　张月姣档案：

　　1944年10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68年获法国汉纳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赴美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取得中国律师资格，通晓英语、法语。历任世界银行法律部法律顾问、中国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亚洲开发银行上诉委员会联合主席、局长，西非开发银行董事，汕头大学、清华大学法学教授。2007年当选WTO上诉机构大法官，2016年10月卸任。

　　泪别WTO：“我讲完后，全体起立鼓掌，我很感动，含泪说：我爱WTO！我爱上诉机构！我爱你们！”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从WTO卸任的？

　　张月姣：我的第二届任期到2016年5月底结束，但因为手上有一个阿根廷和欧盟的案子还没办完，就延长了几个月。

　　正式卸任是去年10月26日，那天我在日内瓦的WTO总部作了告别演讲。WTO的164个成员代表出席，很多平常不太出席会议的高官也都来了，把最大的会议室坐满了。我讲完后，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我很感动，最后含泪说：“我爱WTO！我爱上诉机构！我爱你们！”

　　高渊：这样的告别演讲，是WTO的惯例吗？

　　张月姣：我在WTO工作将近9年，参加过好几位上诉机构法官的告别会，确实没有这么隆重。而且他们的离职讲话都比较简单，基本是说一些客套话，我这次还提出了对于WTO未来发展的十点建议，效果非常好。

　　为了这个告别演讲，我特意设计了一件中式旗袍，连钮扣都是自己设计的。很多女同事都说，你还有什么不会的，给我们也设计一件旗袍吧。我说将来等我彻底退休了，真可以考虑。

　　高渊：除了这个官方送别，同事们还有没有操办别的活动？

　　张月姣：我们上诉机构的成员给我办了两个欢送晚会，女律师和上诉机构秘书处全体同事也分别为我举办了送行晚宴，都是他们自己出钱，我知道每个人要出100多瑞郎。送行会上，那么多人站了一排，一起唱歌告别。还有一位律师，在WTO办了12个案子，其中有10个跟我办的，他拿了把吉他，自己编了一首歌唱。

　　我们都哭了，我说我也编一首歌送给你们。当场编了一首英文歌唱给大家，以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和友谊，他们还录下来。我后来听听，觉得还不错。

　　高渊：他们为何对你非常不舍？

　　张月姣：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热情坦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争论会很激烈，我也不会照顾谁的面子，觉得哪里有问题会当面提出来。可能正因这样，大家都觉得我是专业的，也具有敬业精神。有一位日本女同事说，她做过统计，这么多年来，每个周末我都到办公室加班。

　　确实从上任那天起，我就把这个WTO最高上诉机构法官的职位看得很重，不仅使命光荣，责任更大。我写的每一个报告，既要对当事方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而且我签名都是用中文。我办过的案子中，每个报告的每一个主要条款为什么要这么写，我都记得很清楚。

张月姣在WTO总部作告别演讲时留影

送别晚会

　　两选大法官：“几乎所有面试程序都通过了，中国台北代表突然提出质疑，说我当过司长，担心以后办案不公。”

　　高渊：你是哪年进入WTO的？

　　张月姣： 2007年4月，我还在西非开发银行当执行董事。有一天，商务部条法司的一位副司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国内的筛选，决定由你和董世忠教授去竞选WTO上诉机构法官。我二话没说，表示愿意去竞选。

　　我知道这个职位很重要，当选者必须是国际贸易法方面权威专家。

　　高渊：竞选过程顺利吗？

　　张月姣：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曲折。我准备得非常认真，看了很多WTO以前的案例，做了详细的笔记。面试时，甄选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对答如流，有个评委在电梯里还给我竖了大拇指。

　　但出来的“短名单”里面却没有我们，也就是说没被列入第二轮名单。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里面有很多原因。

　　高渊：这次竞选失败后，你面临怎样的选择？

　　张月姣：我的性格是不愿放弃的。我又仔细研究WTO的任免规则，发现又有一位上诉机构法官将在2007年底卸任，马上再次提出申请。

　　接下来就是更疯狂的面试准备。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诵WTO的案例条款、上诉机构的规则，阅读最新有关WTO的专著，上网了解WTO的最新动向。到了当年9月初，我和原条法司老同事张玉卿司长第二次走进面试考场，这次我顺利进入了短名单。

　　高渊：听说正式上任前又有波折？

　　张月姣：所有面试程序都通过了，在大会通过之前，中国台北代表突然提出质疑，说我当过中国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是政府官员出身，以后存在办案不公的隐患。

　　我说我离开政府部门很多年了，现在在西非开发银行工作，并在大学教授法律。虽然作了说明，但这事卡住了。后来中国驻WTO使团做了不少工作，美国和欧盟驻WTO大使也出面斡旋，最终使中国台北代表撤回了质疑。2007年11月27日，大会通过了对我的任命。后来他们通过第三方给我带话，说质疑我这不是他们的意思，是台北来电话要求这样做的。

　　我正式上任在第一个案件开庭之后，各方代表都到法官席与庭审法官握手。中国台北代表也过来握手祝贺。后来我在WTO那些年，WTO的成员，特别是中国代表团、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和中国台北代表团都支持我的工作，认为我办案公正专业，为中国人争了光。

　　法律的重建：“在国外，如果参与了一部法律某个条款的修改，常会写本书。他们听说我参与了这么多法律的起草，都觉得不可思议。”

　　高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经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你就参与了不少经济类法律法规的起草？

　　张月姣：我常说我是历史的宠儿。在1978年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我进入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企业法》。别看这部法律条文很简单，一共只有15条，但它每一条其实都代表了一个单独的法律。

　　后来还参与起草《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贸法》等。记得在起草《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时，我带了一个专家组，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住了一个月，专门研究考察他们的反倾销反补贴条例。

　　高渊：你参与了“文革”后中国法律的重建工作，现在回想是什么感受？

　　张月姣：“文革”时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了。法律体系的重建是非常艰难的，对我这样一个法律人来讲，确实是机会难得。

　　在国外，如果一个法律人参与了一部法律某个条款的修改，都会觉得很了不起，会写本书。他们听说我参与了这么多法律的起草，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初识WTO：“吴仪叫我先跟她回去，我们挤在经济舱的最后一排。从美国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国务院汇报谈判情况了。”

　　高渊：第一次接触WTO事务是什么时候？

　　张月姣：我是1984年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的，两年后，中国正式启动复关谈判。当时的部长助理沈觉人带队去日内瓦，我是成员之一。那时候还是关贸总协定，WTO还没成立。

　　高渊：当时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张月姣：我反复研究“加入议定书”，看怎样对我们最有利。一是恢复缔约国地位，而不是重新加入；二是我们身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能享受一些优惠待遇。

　　我看了很多国家的材料，看他们是怎么加入的。比如罗马尼亚，他们早在70年代就加入关贸总协定了，当时是承诺增加进口量。但后来对他们冲击很大，因为每年都要增加进口量，国内市场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承诺降低关税的方式复关，就是说跟我国商品的进口量没关系，只涉及关税的高低。

　　高渊：你在中国复关和入世过程中，身份是什么？

　　张月姣：中国谈判代表团法律顾问。

　　高渊：那几年谈判中，有什么难忘的细节吗？

　　张月姣：有不少。比如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为时12年艰巨的知识产权谈判，当时吴仪是外经贸部部长，她带队去美国谈，我是法律顾问。这个谈判很曲折，它不是谈判技巧问题，而是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所以，尽管我们准备得很好，谈判策略也没问题，但最后还是没谈成。当时，吴部长说我们马上回去向国务院汇报。去订回北京的航班，公务舱、头等舱都订完了，只剩两个经济舱座位。吴仪叫我先跟她回去，我们就挤在经济舱的最后一排。从美国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国务院汇报谈判情况了。那次真是永生难忘。

　　高渊：知识产权谈判一直是很难啃的骨头吧？

　　张月姣：也是1991年，关贸总协定在日内瓦召开“乌拉圭回合”最后一轮的谈判，其中有个“10+10会议”，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一起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当时，吴仪部长随李鹏总理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建议中国尽快派专家赴日内瓦参加最后一轮知识产权谈判，吴部长决定派我参加。我接到通知迅速做好各项准备，三天内就赶到日内瓦GATT谈判大厅，并与其它9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协调谈判立场，例如在专利法中坚持强制许可，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时限等。

　　我记得很清楚，谈判厅里咖啡都喝光了，水也没了，但谁也不走，因为都知道魔鬼在细节中，大家都守着那些文本，怕某个成员再加点什么。

　　最后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6点，邓克尔总干事敲桌子了，说“时间到了”。最后达成的协议，其实大家都不太满意，但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协议达成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基本完成了。这个草案被称作“邓克尔草案”。

　　后来发现，参加这轮谈判对我当上诉机构大法官很有好处，让我整体了解了“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协议。

　　高渊：后来在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阶段，你有没有参与？

　　张月姣：我主要是提供法律咨询。记得龙永图当首席谈判代表时，1995年冬天他回国跟我讲，我国《外贸法》公布后，WTO方面提了300多个问题。我说我可以向他们逐条解释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个法律是我参与起草的，每条都有根有据。

　　然后我就随团去了日内瓦，就在WTO最大的会议厅里，用英语向所有成员逐条逐段解释《外贸法》。等我说完了，我问他们有没有问题，现场鸦雀无声。我说如果你们没有问题了，就视为你们都同意我的解释。从那天以后，在后来的入世谈判中，没有人再对《外贸法》提出质疑。

　　神秘的上诉机构：“用的是一种埃及古老的抽签方法，我们先抽自己的号码，然后每个案子再抽号，两者吻合，你就参加。”

　　高渊：从2007年底开始，你担任WTO上诉机构大法官，这个上诉机构的权限是什么？

　　张月姣：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包括磋商、专家组、上诉机构和实施4个环节。WTO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后，如果无法自己解决，就可以申请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

　　首先由摩擦双方在WTO继续磋商，如果仍无法达成谅解，就再提交到专家组进行裁决。对专家组的报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仍有异议的，可进一步申请由上诉机构裁决。上诉机构由WTO成员中选拔的7名法官组成，是WTO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

　　高渊：你们7位法官做出的裁决，WTO成员们都必须遵守吗？

　　张月姣：WTO成员必须遵守裁决。WTO争议解决的规则是“否定需一致表决”原则，也就是说，必须WTO全部成员都投反对票，我们的报告才会不通过，但这种情况是几乎不会出现的。

　　所以，上诉机构的报告基本上自动通过，而且各成员都已在入世承诺书中承诺遵守WTO的各项协议，包括争议解决谅解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如果贸易摩擦败诉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不执行裁决的话，WTO可授权另一胜诉方对它进行合法的贸易报复。

　　高渊：上诉机构能保证公正吗？

　　张月姣：我当选上诉机构法官后，曾听到国内有人说，咱在WTO有人了，以后可以尽管上诉。这是理解错误！

　　公正性和独立性是上诉机构乃至整个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守法正派正直是WTO上诉机构工作人员的首要素质。作为法官，不能附属于任何政府，必须不偏不倚，绝不能偏向哪一国。这些年里，我的公正性没人提出过质疑。

　　高渊：你是中国政府推荐的，需要回避有关中国的贸易争端案子吗？

　　张月姣：在法官与审理的案件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冲突时，不用回避。每件案子由谁来办，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我们一共7个法官，每件案子由三位法官负责审理，其中一位担任该案首席法官。用的是一种埃及古老的抽签方法，事先准备了很多案件号码单子藏在保密柜里，每年根据案件数量，随意抽出一个单子，包括8个庭审组成的顺序号和每一个审议庭的三个号码，然后我们7名法官再抽自己的号码，自己的号码必须对任何人都保密。

　　当某上诉案件提出后，根据案号顺序，以及该庭审包括的法官号码，涉及的三名法官在做了利益冲突审查后，将自己的号码通报给其他法官和上诉机构秘书处，两者吻合，你就参加该案件的庭审，而且全程有独立人士监督。

　　高渊：听上去有点复杂而神秘。

　　张月姣：这是为了保持客观性，防止当事方挑选法官，也防止法官以自己的偏好审理案子。但其实做到后来，已经慢慢能猜到下一个案子会是哪几个法官来做。所以，不断更换案件的排序单子，以及法官至少每一年更换自己抽签的号码是有道理的。

　　高渊：对每个案子，最后需要三位审理法官意见一致吗？

　　张月姣：不一定，两票以上就行，可以有不同意见。但现在经过沟通交流之后，不同意见越来越少。其实法官做的工作，是对WTO条约做出权威解释。庭审法官尽量在涉案的法律问题达成共识，对WTO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是有益的。

　　高渊：判决书由谁来写？

　　张月姣：是由三位法官讨论裁定，秘书处律师小组参与讨论。根据庭审法官的指示，由他们提供背景资料或者根据法官的分析与推理提供某些法律分析的初稿，我们再一句一句地改，有时候要推翻重写。

　　文字的工作量很大，写一个裁决是很费心费力的。有时彻夜难眠，不断琢磨案情与法律的适用，这是一个探寻真理的过程，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诉报告的推理精确、有说服力，体现合法性与正义性。

　　高渊：判决书一般要写多长？

　　张月姣：很长，而且越来越长，像空客告波音的案子，专家组报告达到1000多页。我也参加了波音飞机的补贴案审理，无论专家组的报告和当事方的上诉材料有多长，我都是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和思考。

　　我在日内瓦到北京的航班上，每次都要带半箱资料，一般看5小时文件，然后休息4小时。经常有空姐问我年龄，听说我都70多了，她们感慨还这么辛苦。其实我们上诉机构法官都很辛苦，由于长距离飞行的时差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是早起的小鸟，早上4点钟就开始评论案情和有关的法律问题。

　　高渊：越写越长是个问题吧？

　　张月姣：确实太长了，所以我这次告别演讲时，建议以后的判决书要简洁，最好有页数的限制。太冗长不好，影响说服力，这是一种法律文牍主义。

　　高渊：你们七位法官之间关系怎么样？

　　张月姣：相处得不错。我们每做完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首席法官要举行一个小派对。我一般是在中餐馆订一些炸虾、牛肉、春卷、饺子之类的，再买一些酒和饮料，然后大家讲一讲对这个案子的体会，有时还跳舞唱歌。有的时候从北京回日内瓦，会带上几只烤鸭。

　　忙碌这9年：“很多时候，我对有些案子觉得窝心，有的人不懂WTO规则，我真是着急。”

　　高渊：你在WTO工作将近9年，一共审理了多少案子？

　　张月姣：如果包括参与交换意见的，有40多个案子，我直接负责的是20个，我担任首席法官的是10个案子。这个数量，是上诉机构中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任期长，不少法官只做了一任4年。

　　这些年，WTO争议解决的案件数量在增加，法律问题在增多，审理的难度也在提高。能审理这么多上诉案件，是因为我精力旺盛，身体也不错，而且业务能力得到同事的公认，我的英语和法语都很熟练。

　　高渊：现在回想这9年，是什么感受？

　　张月姣：我最大的欣慰是，我有可能把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苹果案，一直拖了90年都解决不了，然后通过我们的审议解决，现在他们又开始苹果贸易了。还有我参加的波音争议案，涉及那么多法律问题，我们都很清晰地作了解答和分析。

　　在WTO这九年，我真是用了洪荒之力。有的案子很复杂，真是连着几天睡不着，因为你必须对历史负责，世界都在看你。作为一个法官，我尽责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获得了认可。

　　高渊：有什么遗憾吗？

　　张月姣：说实在的，有时候，我对有些的案子觉得窝心，有的人不懂WTO规则或者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偏见。另外在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的某些裁定后，由于缺乏有关的事实认定，上诉机构无法完成法律分析。当事方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最后拿到一纸空文，无结论。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豁出去的人生：“我咬咬牙说，我今天豁出去了，不然这么大的活动，哈着腰上台主持太不像话。”

　　高渊：很多跟你共过事的人称你“铁女人”，有什么原因吗？

　　张月姣：可能因为我比较拼吧。1964年，我刚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被公派到法国汉纳大学学习。法语真是一点都不懂，就用字典背。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无论头天夜里忙到多晚，次日清晨必定按时起床。

　　高渊：你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时，需要去一些很艰苦的地方？

　　张月姣：在我刚加入亚行的欢迎晚会上，法律部问新来的律师，说亚行要派人去战乱中的阿富汗，条件非常艰苦。先问了一位新同事，他说有小孩不能出差。第二个问的就是我，我一口答应，因为我身体好，而且有勇气。还有一条，我会射击和骑摩托车。

　　我在上高中时，拿过三八节女子射击比赛冠军。摩托车也是那时学的，教练说我个子太矮不能骑，我说个子矮更灵活呢！当时旁边有大油桶，放个板子，教练说能骑过去就算上你。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下就骑过去了。我跟亚行的高层说了这个故事，他们很佩服我的勇敢。

　　高渊：后来去西非开发银行，是否更艰苦？

　　张月姣：西非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西非行联合组织在多哥举办“中国经济日”，多哥也是西非开发银行总部所在地，500多专业人员参会。西非五国的副总理和贸易部长也出席开幕式。

　　由于准备工作繁忙又经过长途飞行，我体力透支。就在大会开幕前一天，我突然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看病没效果，当地人说有一个赤脚医生专治腰疼。他们带我去看，都吓了一跳。那是露天搭的棚子，居然还没有一次性针头，针都发黄了。同事说走吧，万一传染什么病怎么办？

　　我咬咬牙说，我今天豁出去了，不然这么大的活动，我哈着腰上台主持太不像话。于是就躺在木板上，让赤脚医生给我打了3小时吊针。后来，中国医疗队也送来了药，第二天居然跟正常人一样成功地主持了大会。

　　这么多年工作中，我一直记得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出国留学生讲的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不”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有志者事竟成！

　　争议中的WTO：“WTO不会灭亡！但从多哈回合搁浅以来，WTO必须改革！”

　　高渊：近年来，有些国家在质疑WTO，想另起炉灶，你怎么看待WTO的存在价值？

　　张月姣：WTO的基石条款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WTO反对歧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方面的贸易报复措施，主张贸易规则透明，这些都是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原则。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实现联合国千年脱贫目标的重要依托。建立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我在告别讲演中特别强调，WTO在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WTO不会灭亡！

　　WTO争议解决的救济方法是前瞻的。就是说，如果某个成员被裁定违反了WTO的规则，它并不需要对已经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是修改或撤销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措施，以后不得有此行为。

　　这样有利有弊。有一次在比利时开会，巴基斯坦的贸易部长就说，WTO裁了这么多关于进口国反倾销措施违反WTO法的案件，最后也不给胜诉国赔偿，我们花的律师费和已有的损失，谁给我们补偿？而且裁决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越大。

　　这么看当然是弊端，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新成员经常被起诉，这也是一种保护。比如美国、欧盟、中国相关的案子很多，如果都需要赔偿损失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高渊：所以你赞同目前的不追溯补偿机制？

　　张月姣：WTO的核心精神是，要把违反WTO规则的行为纠正过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重点不是去惩罚过去的错误。而且，也很难用数字准确衡量造成的损害。所以，我还是支持WTO，起码十年内依然使用现行规则。

　　高渊：很多人都在抱怨WTO对贸易争端的裁决太漫长，你觉得究竟慢不慢？

　　张月姣：其实，WTO比海牙国际法院要快不少。国际法院15名法官，到现在做了不到70个案子，公布了30多个法律报告。而WTO上诉机构只有7名法官，已经受理了500多个案子，公布了150个报告。

　　根据现在的规则，上诉机构判一个案子必须在90天内结案，里面还包括翻译时间、节假日和周末，到了圣诞节，前十天就没人上班了。很多案子实际办案就一两个月，而且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我认为在办案时间和裁决的质量比较，应该以质量优先，当然也要适当加快审理。

　　高渊：判案不应该求快？

　　张月姣：对，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案子越来越多，法官的工作量太大。之所以有这么多案子，一是因为在WTO打官司是不用交仲裁费的，二是有的国家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可以对选民说，我已经把争议提交WTO了，我已经尽职了。

　　国与国之间有很多双边和多边的会谈机会，应该更多使用非诉方式来解决问题。

　　高渊：你认为现在WTO的最大问题在哪儿？

　　张月姣：我先说个故事。2015年，我们在清华大学举行400多专业人员参加的“WTO成立20周年国际研讨会”，请了不少WTO的上诉机构前法官、现任法官以及WTO高官和国内外WTO专家。会前我们在校园里参观，看到一位老先生在写书法，我一一解释文字的意思，问他们喜欢哪一幅，我可以买下送给他们。结果，WTO副总干事Bruaner挑的是：“行胜于言”。

　　现在，这幅字就挂在WTO总部非常醒目的地方。可能不仅是我，在WTO工作的人都有一个感受，这个庞大的国际组织一定要体现更多的行动和活力。从“多哈回合”搁浅以来，WTO的改革基本停滞了，这个机构必须行动起来，为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做更大贡献。

“行胜于言”挂在WTO总部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视频剪辑黄晓洲 LOGO设计黄海昕 题图来源：人民网 内文图片来源：新华社、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官网、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曹立媛）

　　作者：高渊